自禁止奢华演出的舞台“禁奢令”出台以来，演艺行业迅速进入了调整期，加上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演艺行业也面临着政府采购断绝、企业包场和赞助减少的新挑战，转企改制后的文化企业如何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何精细管理？如何出精品力作？日前，记者采访了北京演艺集团总经理吴然。

　　记者：经济新常态对演艺行业有何影响？

　　吴然：马克思曾有一个基本论断，在一定时期内，物质文明发展和精神文明发展是处于不平衡关系的。当前经济增速放缓，这并不意味着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事业发展也会放缓。对演艺行业而言，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歌舞剧院这类对大型活动、企业包场等演出依附度较高的院团，收入就有所下降，而儿童剧、木偶剧院团反而有逆势上扬的趋势。此外，新常态下，人工成本的提高也成为突出的问题。市场份额有限以及员工福利需要得到提升，对院团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压力。

　　记者：面对这样的形势，行业应该如何调整应对？

　　吴然：当前环境下，只有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演艺机构乃至整个文化行业的活力才能得到较好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国有文化企业尤其要承担起责任。国有文化企业肩负着先进文化推广、价值观传播以及艺术教育普及等社会功能与责任，对于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尤其是要出精品力作，在坚持社会担当的同时，积极对接并顺应市场。

　　对演艺行业来说，作品是核心竞争力、也是最终检验石，要让作品努力反映时代精神、贴近观众审美需求。当前形势下，北京演艺集团首先下大力抓好创作，争取推出既反映这个时代又接地气的作品。我们还调整内部布局，按照区域性艺术布局的需求，计划通过分类评价标准让不同类型的企业发挥自身的优势以降低人工成本，通过建立面向全社会的艺术培训中心，积极整合、挖掘自身的资源。

　　记者：文化企业分类管理具体如何操作？

　　吴然：不同于市场化的企业，文化企业承担着文化引领和社会责任。转企改制后，对文化企业如何管理、如何考核，一直是我们在探索和解决的问题。相关数据和经验表明，非营利性艺术院团在管理经费自给率与公共资助各占50%的情况下，将激发文化企业发展最大的活力；超过50%，企业的艺术创作会趋向保守；低于50%，企业会倾向于商业化，不利于艺术本身的发展。从去年开始，我们对北京演艺集团旗下的院团、企业进行分类管理、分类考核。市场化的企业，比如集团旗下的北京市电影公司及新影联院线，完全按照市场规律管理。舞台艺术类的企业，比如北京儿艺、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等，兼顾公益性和市场需求，具有鲜明的“非营利性”属性。这些改制院团不能像一般性竞争企业那样完全依靠市场生存，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必须要满足功能性社会服务，承担社会责任，将用管理经费自给率与公共资助各占50%管理办法。还有一类就是处于市场化和舞台艺术之间的，比如集团旗下的舞美公司、国家体育馆等，对它们的管理就要根据它们所承担的职责管理考核。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进完善分类管理，将试点进一步推广，争取对专业改制后的文化企业有一个科学有效的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