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注重人的社会存在，十分注重君子人格的养成。人之有别于禽兽，在于人有做人的道、理、原则、法度和道德底线。这些道、理、原则、法度和道德底线包括忠、孝、仁、义、礼、智、信、廉、节、慈、恕、和、耻等。

孟子指出做人应有的四种德行：“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此“四端”正是仁、义、理、智“四德”的基础，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皆具有的道德素养，也是人格价值所在。

怎样做人，实质上就是怎样对待自己、父母、家庭、他人、国家、社会、自然环境等之间的关系。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正是通过对待自己、父母、家庭、他人、国家、社会、自然环境等之间而体现的。对父母要孝敬，对家庭要和睦，对他人要信义，对国家要尽忠，对社会要仁爱，对自然环境要守护，对天地万物所生所养要心怀感恩，要知恩图报。

对待自己要诚实守信、要坦荡真诚、要谦虚谨慎、要胸怀大度、要光明磊落，要顶天立地。孟子所谓大丈夫，正是对如何做人的最好诠释。孟子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

巍峨庄严，顶天立地，堂堂正正大丈夫的形象气概历来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仁人志士准求的行为准则和精神标杆。是否为大丈夫，不在于财富权力，不在于功名富贵，不在于著书立说，不在于名声远达，而在是否尊德乐义，在于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关公之所以能够从三国时期一员武将成为中华民族全社会成员、儒释道三教共同敬仰的“中华武圣”，正是因为《三国志》中记载的关羽生平事迹符合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做人标准。

贵州省某关帝庙有这样的对联：?

声威何其震，功勋何其赫，忠义何其重，真武圣人也；?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诚大丈夫哉。

品读上联，关公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武圣人形象一一历历在目。品读下联，关公秉烛夜读、挂印封金、千里寻兄、兵败麦城宁死不降、视死如归的大丈夫气概仿佛浮现眼前。

刘关张自桃园结义，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

《三国志》记载，建安五年，曹操东征，兵围下邳，关公顾念刘备家眷托付之重，于土山约三事，一降汉不降曹，二善待二位夫人，三但知刘备下落不管千里万里都将去追随。曹操假意应允，欲用高官厚禄改变其心。回许昌后，曹操先拜关公为偏将军，礼之甚厚，上马金、下马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并赐豪宅美女，美酒佳肴。关公刺颜良於万众之中后，曹公即表封关公为汉寿亭侯。关公并不为之心动，曹操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操，曹操义之。感叹说：“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等关公得知刘备下落后，即“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於袁军。”

正如《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诗云：

汉末才无敌，云长独出群。

神威能奋武，儒雅更知文。

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

昭然垂万古，不止冠三分。

来的清楚，去的明白，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真大丈夫哉！虽关公事迹已过去近1800多年，但其凛然正气、英姿飒爽虽千秋万载依然不会被磨灭，长存于天地之间。

正是在这样一个具有真实生命、史籍可考的关公原型中，一个历史中的关公，一个演义中的关公，一个民众想象中的关公，一个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中的关公的大丈夫英雄形象就这样孕育而生。关公形象代表着中华民族全方位、多层次价值取向的精神诉求，符合忠、孝、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行为准则，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尊奉的精神信仰和道德楷模，从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格，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及民族传统价值观。

关公的人格魅力，关公的大丈夫英雄气概，关公的忠孝节义精神既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判断，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关公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广泛推崇和景仰，演变为传统的伦理道德型的“万世人极”的精神符号，是因为从关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忠、孝、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文化价值观能够引发全社会成员的共鸣，从而砥砺民族志气，整肃道德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就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久不衰。[转自：中国城市文化传播网；作者：彭允好，系中华全国道德建设促进会会长、关帝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