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所在城市的文艺青年们掀起了拍电影的热潮以来，作为文艺青年中的一员，时不时地，我就接到这样的电话：“明天我们拍一场戏，你给我带三十个人过来。”

有些病是会神秘地传染的，一个地方的BM车撞人碾人，全国的BM车都紧随其后；而全国的文艺青年，自从知道王家卫贾樟柯以来，不约而同地以为自己掌握了进入戛纳的捷径。他们的电影，一律只有故事大纲，没有剧本，更别说台本，热衷于使用群众演员和摇滚乐，喜欢大场面。这不，光分解到我这里的就是三十个人！

列位看官恐怕和我一样，因为身在人口大国，对“三十个”这样的数字已经麻木了，但要约好三十个人、耐心回答他们的提问和咨询、详细地告诉他们拍摄地点、开拍前提醒他们到场、反复描述交通线路、把声称没有地理概念的他们接到现场，后续的电话至少得打三百个！而且全都是义务的！

我于是讨价还价：“十五个可以吗？”然后我分解任务：宋毅七个，宋晖因为性格内向，分三个，剩下五个交给包子，还得根据剧情对群众演员的相貌气质着装提出具体要求：“穿土一点！”“全穿深色衣服！”“得有城乡结合部气质！”每每在这种当口，宋毅总不忘记表现，懒洋洋地说：“我的朋友可都很时尚的，我恐怕他们找不到你说的这种衣服！”有一次，因为没能凑够约定的人数，我站在商学院附近的大街上拉民工，“拍电视！一小时二十块！”

有的时候，我接到的电话是这样的：“你能给我找两身警服，一身护士服，两件老羊皮袄，一个八十年代的黑色人造革包吗？”这都是哪和哪啊！我羞涩地给我的警察朋友打电话：“明天借你的警服用一下。就用一下下，保证洗干净送回……”得到的是带着坏笑的回答：“要手铐吗？”

我也曾退而自省，难道我就像郭冬临演的小品里的那个人那样，总要显示自己有能耐，宁肯自己连夜排队也要替人买火车票，宁肯自己搭钱也要声称自己能买到便宜电器，才导致了这样的局面么？哦，不，不是的。让我成了义务剧务的，是我对电影的好奇心，不能去张艺谋陈凯歌的拍摄现场，去老柳（我的朋友，前摇滚歌手，诗人，陶艺家）的拍摄现场看看也不错嘛！不能进入贾樟柯的班底，把包子当做潜力股挖掘培养起来，不也不错么？

解决了思想上的波动之后，我重又热情地投入到义务剧务的工作中去，“你知道哪儿有老太太组成的秧歌队吗？要妆化得特浓艳那种！”“你能找到社火队的狮子头吗？”“你能联系上公交公司的人吗？我们需要一个淘汰掉的老式公共汽车。”“要一条看起来很凶但不乱咬人的狗。”

我早已经见怪不怪了，什么样的要求都不会吓到我——不管是“你能帮我联系到在广场跳舞的那个易装癖老头吗？我想访问他。”还是“你能找个有胸毛的吗？”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