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长开年首访非洲的传统始于1991年。2015年，王毅首访的非洲五国分别是肯尼亚、苏丹、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刚果（金）。

　　中非之间的贸易额在12年间翻了25番，中国在2009年成为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大多数人都热衷于讨论中非贸易的宏观影响，或是泛泛地争论中国制造对于非洲是机遇还是挑战，却鲜有人关注和分析中国制造在微观社会层面对于非洲的真正影响。

　　虽然“中国制造”以其价格优势在世界范围内起到了消费民主化的作用，使更多的消费者用上以前负担不起的商品。但是中国制造也落下了质量低下，导致外国工人失业的负面名声。长久以来，我国却鲜有可以为中国制造正名的、以踏实有力的证据说明中国制造影响力的论述。

　　瑞士洛桑大学学者Antoine Kernen和Guive Khan Mohammad发表在2014年第二期的《非洲政治》（Politique africaine）上的论文《中国制造对非洲的革命性影响：大众消费与新物质文化》却抓住了这一被普遍忽视的角度。

　　尽管并非其目的，但客观上，这一论文却以一个新颖的角度阐释了中国制造的“正能量”，为中国制造“正名”。不仅其方法和角度令人耳目一新，这一论文同时也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很多的启示和挑战，即如何摆脱宏大的战略叙事和单纯的外交政策研究，以更为细致和微观的视角、以更为多元的方法论（如实证调查）去了解外国社会，去揭示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

　　作者以大量的实证调查和分析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制造在非洲社会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

　　文章认为：廉价的中国制造推动非洲社会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引领了一种新的物质文化，庞杂中国制造的进口和经销网络更是影响到了政治经济领域，可能会形成一种更为广泛的涉及贸易和商业模式的变革（作者的研究是基于瑞士国立科研基金会所资助的大型调查，主要关于西非国家，但作者认为西非的情况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有时是一种身份象征”

　　拥有这些商品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使得它们也具有了某种文化特征；换句话说，拥有中国制造有时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非洲经济长期以来依附于世界经济，非洲国家依靠出口原材料来换取工业制成品。其工业制成品的供应国一直伴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而变动，欧美、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都曾先后是非洲国家的主要供应链。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大规模崛起，在2000年左右，中国开始取代这些国家成为非洲的主要进口来源国。然而，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取代。因为量大价廉种类齐全，中国制造让越来越多的非洲民众买得起用得起，非洲社会的消费模式也随之改变。

　　在以前，由于新产品价格昂贵让人无法负担，非洲消费者往往只能买些欧美淘汰的二手货。而如今以更低的价钱就可以买到全新的中国制造的产品。非洲民众购物不再是只此一种没得选择，或者仅仅因为需要或者产品的功能而购买。人们开始追求新奇的和有个性的商品，商品的更新周期也大大加快了。总之，中国制造推动了非洲进入消费大众化、多样化和快速化的时代，引领了非洲的消费革命。

　　作者认为，中国制造价格便宜确实吸引了非洲消费者。但是拥有这些商品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使得它们也具有了某种文化特征；换句话说，拥有中国制造有时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就如同爱马仕和LV对于中国年轻女性一样）。事实上，一种新的物质文化伴随着中国制造在非洲产生。消费不再是关于有和没有的问题，而是买的东西合不合潮流的问题。

　　面对琳琅满目的各种中国制造，非洲消费者会根据场合和需求作出不同的选择。消费行为的逻辑摆脱了以往单一的需求或者价格原因，而是混杂了多种逻辑。作者举了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Mahdi K.居住在布基纳法索北部的村子里，40多岁，以卖手机充值卡、务农和儿子的供养为生。早上，他骑十多公里自行车去田里劳作。在讨论过程中，他拿出他的中国产手机，给我们看他的中国摩托车的照片。“看，她多漂亮啊！这可不是老旧的雷诺！”他兴奋地说着，并清晰记得购买的日期。然而他很少骑这辆摩托，因为汽油很昂贵。而且，这辆城市摩托也不适应农村的崎岖道路。因此在进城或者邻村有节庆活动的时候，他才会骑它。同时，他还会穿上与新摩托颜色相称的新衬衫。

　　Laurence O.是瓦加杜古（布基纳法索首都）一个中产家庭的女儿，长期失业，刚刚开始做一些中国服装的小生意，她从邻国多哥进货。她的家庭信仰基督教，她和Omar C.有一个孩子，但是两人没结婚也未同居。在斋月的最后一天，她的穆斯林未婚夫接她去参加庆祝活动。她和孩子穿上中国布料剪裁的服装。虽然男友是骑着昂贵的雅马哈摩托车来的，但是他们却骑着女方的中国摩托车出发了，这是Omar送给Laurence的礼物，是当下最潮流的款式。参加完家庭庆祝之后，这对年轻夫妇要去酒吧喝一杯，但是先要回家换衣服。她换上迷你裙、亮片T恤，戴上耳环、手镯和发卡，Laurence笑着说“我就是我店里商品的模特”。两人骑上摩托车出发。Omar对我们说，“在瓦加杜古如果没摩托车，你什么事也办不成。办事四处走要摩托。而且，没有摩托车，大家就不尊敬你。没摩托车，你就没女朋友。”

　　Christian T.是一个小快递公司老板，他买了中国摩托开始创业。他敏锐地察觉到大快递公司留下的市场空白，成立了服务中小企业的快递公司，现在有4辆摩托。他有时一天可以送200份快递，他希望将来可以扩展车队规模。如今，他骑上了原装雅马哈摩托，因为“现在我可是老板了，再也不骑那些中国货了”。

　　这些案例说明，非洲消费者购买中国制造其实是超越了“贪便宜”这一逻辑的。Mahdi K.在走亲访友和节庆这样的特殊场合才使用他的中国摩托，这辆摩托车对于他是珍品。而Laurence O.总是炫耀性地使用她的中国商品，来展示自己的潮流和个性。“价值并非事物的内在特征，而是人对于事物的判断。”而第三个例子则展示了中国制造对于非洲小企业创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在作用。

　　中国制造不仅改变了非洲人的消费模式，有时甚至造就了新的社会仪式。在尼日尔，中国锅子是一些婚姻仪式中的“必备之物”。而在布基纳法索，中国摩托车也具有某种仪式性。很多城市家庭将其作为成人礼送给自己的孩子,而得到摩托车的人也要请亲友去喝上一杯以示庆祝。

　　非洲商人的“中国梦”

　　那些可以直接去中国进货的非洲商人成了令人艳羡的目标，他们从中国的崛起中获利颇丰。而他们的成功更是激励着越来越多的非洲人的“中国梦”。

　　中国商人并未如传闻那样垄断了中国制造的生意，许多非洲企业家都投资建立商业网络，供应和贩售中国制造。他们的商业活动不仅在底层将非洲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一些非洲商人的发家致富的故事也点燃了数以万计的小商贩们的财富梦想。他们将中国制造销售到非洲各地，深入到最偏远的地区，同时也传播着中国的“黄金国”的形象。如果没有他们，新的物质文化就不会有如此的影响力，因为这些人生赢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在使用着中国制造。

　　那些可以直接去中国进货的非洲商人成了令人艳羡的目标，他们从中国的崛起中获利颇丰。而他们的成功更是激励着越来越多的非洲人的“中国梦”。

　　Boubacar O.经常往来中非之间进口中国制造。2000年，他的商人父亲给了他一批服装，让其自己开业，但一场大火烧毁了很多库存。他决心趁此机会转行，去迪拜购买中国手机再转手。2005年，他前往中国，发现了双卡双待手机。他断定这一产品在布基纳法索有巨大市场，当地消费者常在运营商之间转换。他第一次订购了一百多台，毛利率高达400%。随着竞争者的出现，他使其经营多元化，并从各地进货。如今，他不仅拥有时髦的中国摩托车，还开上了一辆二手欧洲小轿车，这些物品都彰显了他的社会地位。

　　往返于中非之间的不仅有Boubacar O.这样的大老板，还有一些小老板。Mahdi B.是一个卖手机的小老板，每两三个月他都要去中国采买手机和U盘。他把这些货物装在两个背包里，偷偷带入境，这样就可以不用交海关的进口税。经常往返中非这一事实让他的形象高大上起来，他觉得自己的消费层次也要相应跟上，变得更炫更体面。所以，他上班总是带着领带，并且买了新摩托。“我不能再骑我的老摩托了。当客人们看到我的款新"彩虹"摩托，他们会认为我长大了，对和我做生意也更有信心！”

　　然而，可以去中国的非洲商人毕竟是少数，中国制造及其所象征的物质文化在非洲大陆的传播还是要依靠那些去不起中国的小商贩。他们有的从邻国的港口或是边境城市批发，有的在当地的大城市进货，各式各样的非洲商贩在非洲大陆形成了庞杂的中国制造的销售网络。

　　Catherine K.是个年轻的布基纳法索姑娘，偶尔做些服装生意，在慢慢累积了一些资本之后，她决定和一个朋友一起去邻国加纳进货（布基纳法索是内陆国，而加纳有大型港口，是非洲门户之一）。她们乘坐大客车来到加纳首都，开始扫街寻找机会。第二天，在翻译的帮助下她们开始大量采买，她们的商品一直堆到大客车的车顶。边境的海关检查只是个形式，她顺利过关。由于圣诞节临近，她的售价也低廉，不到一个月库存就销售一空。每次这样的跨国批发都让她赚进10万西非法郎。她开始打算在家门口开一个小店面。

　　对很多小商贩来说，有时也不用去大型港口城市批货，从一些边境城市进货就可以让他们获利颇丰，多哥和布基纳法索的边境城市Cinkassé就是一例。除了正常的边境贸易，很多人利用摩托车偷偷夹带货物过境。每天晚上，数百名司机们掀开为了防止摩托车沾染灰尘而盖着的保护布，骑上摩托驾向布基纳法索。为了逃避边境检查，他们关闭车灯，冒着危险在崎岖的公路上行驶。这些司机的雇主一般都是小店老板，这可以让他们的进价降低25%到40%。

　　Souleymane O.是从当地的大城市的商店里进货的，他在瓦加杜古和博博迪乌拉索之间的大巴上售卖他在当地中国商店里批发的药品和化妆品。他的销售策略与众不同，在大巴司机的帮助下进行得有声有色。一旦大巴开出城市，司机就关掉音乐，让Souleymane开始叫卖。他能说会道，让乘客从旅途的无聊中得到消遣，一些乘客也确实被他说动，掏出钱包。

　　Mohammed S.的销售点不在城市，他和许多小贩一起，将中国制造渗透到了非洲最偏远的角落。两年多来，他都在布基纳法索北部地区的村庄之间走街串巷，他主要出售一些印着奥巴马头像和当地一些明星头像的T恤。据他说，当地村民的要求也挺高，过时商品他们绝不会买。所以他总是尽快更新库存，以跟上首都的流行趋势。

　　国际化几乎是所有作者遇到的出售中国制造的商贩们的共同目标。对这些从未去过中国的人来说，香港、广州、上海或者义乌被认为是一切皆有可能的地方。那些从中国回来的非洲商人，因为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无意之中又强化了这一小商贩们的“中国梦”。虽然也有非洲商人在中国遇到困难，生意失败，但是非洲小商贩们的中国梦却一直在延续。对他们来说，中国是一个想象中的“黄金国”，充满成功的机遇和梦想！

　　我们可以看到，非洲商人积极参与到了中国制造的进口和分销中，他们构建了庞杂的商业网络并从中获利。但是，依然有一些言论将非洲国家描绘成不择手段的中国商人手里的牺牲品。然而将非洲的商业竞争描述成种族或国籍之间的对立实在是简单粗暴。处于底层的小商贩的确多是非洲人，一些中国商人也的确是大批发商，但事实要复杂得多。很多年轻中国人也是在市中心的市场进货，或是给别人打工。面对非洲同行的激烈竞争和当地的腐败，中国商人的生意也并非都是成功的。相反，在一些非洲国家，一些大型非洲进口商（包括黎巴嫩和叙利亚人）牢牢控制了进口贸易和分销网络。非洲商人确实从中国制造的生意中受益。

　　更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

　　中国制造不仅引领了消费革命并催生新的物质文化，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国制造有时也动摇了旧体系。

　　新一代的企业家和跨国商人的出现在政治经济上对西非国家并非没有影响。进口贸易和转卖的增加，在政治精英所把持的部门产生了竞争。历史上，首先是纺织部门受到影响，传统进口商失去了影响力，而一些当地企业也陷入破产。有时，中国制造的增加伴随着一些旱涝保收的垄断部门的消失。非洲经济的既有模式，也就是其外向性特点（通过对外部经济的主动依附和垄断渠道来获取利润），会被动摇吗？

　　有案例显示，一些食利者会放弃那些受竞争影响的行业而转到更有利可图的部门。比如，布基纳法索的一位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商人曾经在摩托车行业很有影响力，但随着中国摩托的进入所带来的竞争加剧，其赢利下降，于是他转向了利润更丰厚的电信行业（这一行业刚刚开放）。这一例子显示，政治精英可以利用资源快速适应，因此竞争并未对既有经济模式产生真正的挑战。

　　然而，破产和转行并非常见案例。不要忘了，获取利益的方式是并存的，中国制造所带来的利润未必会影响到旧有的利益，而是补充旧有的利益。如果说中国制造的到来降低了精英手中的商业活动的重要性，也不能草率地认为这必然意味着他们放弃食利。跨国商人们不断在以往垄断的部门出现，这并不意味着食利者无法从这些商品中分到一杯羹。当地政府对于水客和小型走私网络相对比较宽容，但为保生意安稳，这些商人也必须要投桃报李，给相关的海关官员好处。同样的，贩售中国制造的店铺和小贩也要给管区警察和税务部门“烧香”。进口中国制造并不能够使得他们少付出些各类“税费”，反而也给“国家”创造“收入”。

　　目前还无法判断，这些“好处费”仅仅是给低级官员的还是一种系统性的做法。在许多方面，中国制造无法让非洲走出“垄断食利”的逻辑，但是这些商品的到来确实使得旧有的对食利的管控复杂化。从进口的中国商品中分得利益将会更为间接。

　　中国制造的到来部分打破垄断，降低成本，这也带来了直接的政治影响。对于许多非洲人来说，物价下降和大众消费实现了久未实现的发展承诺。这些消费者也是投票人，他们在新的物质文化中看到了国家的崛起。因此，进口商品的价格降低，更可被视为是“购买”政治稳定。

　　可见，中国制造对于非洲社会产生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方面影响。中国制造不仅引领了消费革命并催生新的物质文化，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国制造有时也动摇了旧体系。由中国制造激发的商业网络和“底层的全球化”部分重塑了精英垄断的非洲经济。现在，非洲的非精英阶层也可以通过中国制造来与精英们争一份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