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韦飞燕就医疗改革提出三点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2015的医改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措施，明确了推进100个地级市以上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放开绝大多数药品的政府定价，以达到破除以药养医，降低虚高药价，鼓励医生到基层多点执业等目的。

这些措施无疑让医药界两会代表有了新期待，但是医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的利益面太广，推进十分艰难。我国医改实施6年来，从各方面数据看，取得不少成就，如医保的全民覆盖达到了95%以上，新农合报销比例逐年提升，可以称得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但是，在一些医药代表人士看来，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医药最核心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药品和医药耗材价格虚高所导致的看病贵顽疾一直存在。

韦飞燕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关心医药价格虚高的代表之一，让记者敬佩的是，她作为一名资深望重的中医药产业界人士，放下在商海中争名竞力的博弈，将自己一半的精力投入到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上来，甚至几年如一日，就药品价格虚高的提案反复提交全国人大，并不惜心力跟踪督促反馈结果。

记者在广西全国人大代表驻地见到的韦飞燕女士，凭着这种执着一意又有点孤行的精神，看到了一个貌似单薄的女性内在的坚韧意志，不觉让人心生敬意。

韦飞燕代表说，虽然我国医疗费用每年都增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贴补助标准也每年都上升，但却远远无法抵消虚高的药价、耗材以及医生的大处方。如果不解决医疗体制医院营运机制问题，国家就算补贴再多，老百姓看病贵的难题也无法解决，农村因病返贫的现象还会增加。而扭转或破除医院现有的盈利方式，关键还是要解决当前公立医院的盈利性问题。

韦飞燕介绍说，改革开放前，公立医院是真正的非营利机构，医院所有人员的工资福利都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家财政紧张，就引导医院挣钱养活自己，这么多年下来，非盈利的公立医院已变成常态性的“经营性企业”。当然，医院的难处也是有情可原，就以医院获得的财政拨款而言，连给退休职工发退休金都不够，更别说医生和在职员工的工资了。同时医生的阳光工资也很低，在一般的地级市，一个二十多年的主任医生，人社局认可的工资只有2000——4000元不等。医疗消费本身所具有的信息不对称性，使它很容易成为一个最能诱导消费甚至强迫消费的行业。

因此，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医院，就难免会成为消费者的“重灾区”，既然是“重灾区”，医患矛盾上升就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医院和医生通过开大处方、多用耗材、多检查等方式明来暗去地盈收，不仅导致了我国整个医疗保障体系陷入泥潭，还导致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和道德水平的下降。

韦飞燕认为，碎片式的改革是不能有效解决看病贵的根本问题的。例如：不断变幻花样的药品招标，万变不离其宗地扭曲着医药价格的“变形”，她非常难以理解我国当前的药品招标这桩“买卖”：用药者和付款者不谈价不定价，谈价定价者不用药也不付款。那么，谁对医疗的最终成效负责？没人负责！老百姓怨声载道是谁的责任？没人有责！药品、耗材价格虚高普遍存在，甚至有些天价药、天价耗材，但这些都是政府定的价、政府招的标。十多年来，政府实施药品降价30多次，但最终却是越降越高……。还有一些地方在试行“医药分家”方案，但操作方法却是：医院药房由一些商业企业托管，于是商业企业垄断了医院药品的销售，对没有招标价格的层层加价，有招标价的则要求企业再让利，迫使一些企业为了让利而降低药品质量（由于很多药品质量标准很低，通过降质量达到降成本的空间，成为行业内另一个严重问题）。各种不同的医改试点，造就着不同的冰火两重天局面。不是毫无效果，而是仅仅刮刮皮毛，不触及核心问题。

这些存在的问题根本人们都意识到了吗？韦代表认为，医药界的有识之士都深刻地知道医疗系统的问题所在。但是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的是全国一盘棋地推进。试点固然需要，但6年来试点利弊鲜明，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所以应该是到了可以全面推进的时候了。对此，她坚定地认为，我国当前医改首要问题是要实现降低虚高药价和虚高耗材价格的目标，而要想实现“双降”，就必须要有庖丁解牛之刀，只要有此宝刀，一切积弊和难题都会如土委地。

韦飞燕代表告诉本网记者，本次人大会议就医疗改革向全国人大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首先，医改要在全国范围推行实施。前三年，医保药品和基本药物、耗材由政府指定医保支付机构与生产厂家做“量价”谈判，实行全国统购，只有通过“量价”谈判才能实现生产企业自愿降价。特别是对一些进口药，由医保支付单位来进行量价谈判可以达到全球最优价格，这比政府用行政手段强行降价要有效的多，因为中国是个13亿人用药的大市场，具有很大的谈判筹码。对于“量价”谈判中的“量”的确定，她也提供了具体操作方法：按上一年度各企业的医保产品在医院的销售量（或80%）为基数量，要求生产企业在上年招标价格基础上至少降价50%以上，只要采购部门承诺企业一定销量（一般达到上年80%销量），这种谈判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这能够确保大部分制药企业平稳过渡到低价体系中来。而政府或医保支付机构对于医药企业上年“量”的核验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我国医保产品已经实施电子监管码，企业生产的每一盒（瓶）药品，都会上传至国家食药总局网站数据库，所以上年企业生产医保药品数据是清楚的、准确的，因而都是可统计的。关键的问题是，由国家财政支付的医保药品、耗材等通过国家指定支付部门与生产企业进行采购价格谈判，生产企业降价后的盈利保障是需要借助于总销售量的支持，所以全国统筹、总量采购、分省发货配送就十分必要。单省试点由于没有总量的支持，很难获得企业的自愿降价，会导致推行困难。

2、将公立医院的盈利性现状恢复到从前的非盈利性质上来。对公立医院要实施收支两条线，医院在职员工的工资和福利由财政全额拨款。有人可能问，拨款的钱从何来？这很好解决，可以从降低的药价和耗材价而来，医保支付的水平大大下降了，余下来的钱就可以支付医院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国家无需增加太大投入。至于医院的退休人员，可以剥离医院移交社区管理。同时，建议保留大部分现有三甲公立医院，实施完全的非营利公益性。小部分的三甲医院让社会资本参与改制试点，允许其成为营利性医院，同时，鼓励和推动医疗商业保险等。

3、之后应相应地提高诊疗服务收费，如挂号费、手术费、处置费等，当然前提是必须药费、耗材费降下去，否则患者会雪上加霜。挂号费可以纳入医保报销，越基层医院报销比例越高。同时，建立建立医生挂号费提成激励机制，建立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公开评价机制，并以此作为医生的绩效考核指标，以促进医生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增加患者的信任从而得到更多的挂号费提成。

关于医生报酬的获得和激励机制建设，韦飞燕认为，国家支付同样的费用给医生，但通过的途径不同社会效果就会截然不同。透明的、以患者意愿为主导的支付，能有效地促使医院和医生不断改进服务赢得信誉；而以事实上的鼓励灰色收入、以医生意愿为主导的收费，则会不断加重医患之间的矛盾，成为医业噪音的起源，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反作用力，甚至成为洒向干枯原野的火苗和油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