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日前报道，如今，打开很多县政府的官方网站，都可以看到一个关键词：撤县改市。今年年初，民政部一次批复吉林扶余和云南弥勒两个县改市。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全国酝酿“撤县设市”的县已达上百个，有媒体最新统计的数字是：至少138个。

在现行的行政级别框架下，县与县级市仍属同一级别，但二者在实际运行中则各有侧重。县更强调发展“三农”，而县级市则更注重工业化、城市化，在财政转移支付、专项扶持资金、建设用地指标等诸多方面，均有相应的政策利好。特别是，设市以后，同一个行政区域内，市可以在财税分成、城建资金等方面占有更多的份额，而不必总是给上级市“作贡献”。凡此种种，均会驱使很多县，包括有着清晰传承脉络的“千年古县”，竞相加入新一轮的改市暗战。甚至不少学者也为之推波助澜，以现有城市太少为由，认为“必须立即重启撤县改市，这个改革重启的重要性和紧迫程度一点儿都不亚于放开二胎”。不过，纷纷扰扰中，仍应警惕时下这股风潮，不要沦为新的城镇化“大跃进”。

县改市应该设定基本的制约性条件，并分类实施、区别对待。在地区差异依然存在的情形下，显然不能单纯以人口规模、经济指标、基础设施等要件评判。除此之外，还应该着重考虑社会发展指标与生态环境指标，以及在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等等。应该通盘考虑，有序推进，而不是一哄而上，来一个“人为造新城”的行动。现实中，不排除一些县份以城镇化之名，行圈地盖楼、土地财政之实的做法。一旦放开，必然会迎来一个建设用地扩张的高峰期。事实上，国务院之所以1997年叫停“撤县设市”政策，就与城市盲目扩张造成的占用耕地密切相关。

城市化首先应该是“人的城市化”，而非人为造城。一个城市的聚集与成型，固然不排除人为推动的因素，但主要还是自然发育、生长的过程。城市管理者过于心急，匆匆忙忙地大规模建市，无异于揠苗助长。如果一个县的发展足够好，改不改市，意义也并不大；如果发展无方，只是寄希望于改市这支“强心剂”，除了浪费巨额的行政成本，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

当然，这一事件也表明，以往的行政体制对于县一级管理过于细密，收权过多，客观上也造成县的财税分成、城建费用严重不足，导致自身积累不够、造血不足。应全面深化县级行政改革，扩大财政赋权，强化政策性扶持，以释放地方经济的活力，真正为城市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撤县设市”不是城市化的灵丹妙药，更不是解决时下经济下行问题的应急之策。无论是县还是市，都要走出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的误区，不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真正着眼于提升公共服务、满足民众权益，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人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