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的建设正如火如荼。

智慧城市有无评价标准？又该如何建设智慧城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围绕智慧城市建设的前景、资金、运营、数据安全以及产业链上竞争等问题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田杰棠。

田杰棠对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方面均有专业研究，也参与过国内多个智慧城市建设的调研。田杰棠认为目前智慧城市建设最大的瓶颈，既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资金问题，而是地方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

政府职能改变

《21世纪》：2015年4月7日，住建部和科技部公布了第三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加上前两批试点，目前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已达277个，通过近几年的试点，你觉得我国目前的智慧城市建设到了什么阶段？探索出哪些经验？

田杰棠：事实上在建设智慧城市的城市，可能不只270多个。2014年工信部的统计就有300多个，目前副省级城市100%在建智慧城市，地级市一大半在建，县级市也有不少。当然这个统计也不一定完全精确，比如有些城市是试点，而城市的部分区是试点，在统计上可能有一些重叠。

目前试点全面铺开，具体到什么阶段还很难说。整体刚刚起步，目前没有哪个城市做得特别成功，多是在具体某一个系统比较有特色，比如说北京朝阳区的社会管理系统，还有些地方做的智慧旅游，都有特色，但很难说某一个城市具备全面的智慧城市的内容。总体来说，上海北京深圳的一些地方，整个城市的智能化水平相对较高，西部部分城市也有一些特色。

《21世纪》：目前从北上广深到一些县级市多对智慧城市建设有较大的热情。你如何评价一个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的成效？

田杰棠：地方政府一窝蜂而上，泡沫肯定是有的，但也不能说地级市县级市就不能做。一些地方基础设施欠缺,其实辩证地看也是一种优势，因为它们可以在建设基础设施阶段就按照智慧城市规划进行，比如植入一些传感器。关键是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认知和能力，这需要的是整个公务员服务能力的提升和观念的转变。

我觉得，判断智慧城市，就是一个城市的市民能否依托互联网最大限度地享受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而不是做一些只适合给领导来考察的花架子形象工程。对其建设判断的标准，更多的是看市民享受公共服务的便利度，这才是最大的一个标准，主要是要靠用户来评价。

目前我国对智慧城市建设并无统一评价标准，也没有必要要求各地都是一个模板，可以由管理部门组织制定一个评价标准，作为参照系，但是不作为强制性要求。

《21世纪》：不少机构提出智慧城市落地难点，比如说资金、运营、各部门运作九龙治水等等，你认为当下的瓶颈在哪里？

田杰棠：智慧城市建设最难解决的，既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资金问题，而是地方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很明显，智慧城市建成后，以智慧政务为例，配套的必然是政府机构的改革，部分相关部门人员编制会分流和减少，很多事业单位面临调整；另外在智慧城市的数据采集和互融互通上，很多部门将自己掌握的一些数据视为本部门核心利益，体现其存在价值，交出去可能意味着其收缩了权力和职能，他们会认为其在政府系统的地位下降，所以做到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互融互通在当下是非常困难的。

《21世纪》：你认为怎样才算是好的投资建设模式和运营模式？如何能让企业愿意参与？

田杰棠：我也是认可应该采取PPP模式，引导企业来投资建设，甚至运营。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大，财政收入减少，另外地方政府还在化解地方债，再加上43号文，地方政府在建设过程中，必然需要以财政资金来撬动社会资本，这需要有合理的利益机制，让社会资本获得合理的收益。我看到一个数据，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政府只需要投资10%-20%，其余资金在合理的利益机制设计下可以由企业来投入。

至于企业的盈利模式，这个肯定会越来越清晰，智慧城市必然带来的是效率的改进，效率提高意味着收益增加，必然是有商机的。很多地方已经在探索和实践。

一个智慧城市的整体市政管理系统应该还是由当地政府来统一调配和管理，但是下面分系统的运营完全可以采取PPP的模式，让企业来运营。但这个前提是政府要有规制能力，需要一套非常精细的测算方法，这十分考验政府的能力，比如说五年放一个特许运营期，然后通过企业投标运作，还可以对运营企业进行价格上限规制，倒逼企业不断努力降低成本。而不该是跟哪家地方企业关系好，就让谁运营。

打破信息壁垒

《21世纪》：数据公开共享以及数据安全，是不少机构提到的一个难点。

田杰棠：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好处，就是把原来分散的不同的信息孤岛联系起来，提高效率，但当下信息孤岛现象一直存在。

目前政府部门掌握了大量的数据，但是互融互通做的好的不多。在国家层面，各部委都有自己的信息中心系统，中央政府如果把不同部委统筹起来，形成一个以云计算系统为特征的数据信息中心，然后为不同部门提供信息化服务，这样既降低成本，也提高了服务效率。但目前来看阻力非常大，地方政府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这方面将来做得好的，很可能是一些新建城区和一些不大的城市，推进的阻力也小一些。大城市既有利益格局已经形成，需要以改革和创新的精神，打破信息壁垒。

《21世纪》：你如何看待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数据集成和互融互通中的数据安全问题？

田杰棠：在数据安全上，关键是看政府部门有没有对安全的辨别能力。安全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比如出事的概率，多少是安全，有无测算判断标准，这个非常考验政府的专业能力。

其次是要积极探索和推进数据开放，安全的界限可以先开展试点，然后确定标准，逐步改进和适应，完全可以做数据信息安全分级。

目前国内智慧城市试点已有三批，试点就是要先行先试，然后推动全国的立法完善。目前我们在数据开放以及隐私安全等方面的标准和法律法规，是亟待补充和完善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多是地方政府在做一些增量，比如智能交通之类的便民建设，这些利益阻力小，老百姓也能很快看到成效，但真正涉及到改革和创新的内容，很少在试点地区看到。

《21世纪》：目前许多大互联网公司，正积极在地方签智慧城市建设的协议，你认为这类战略协议，会对地方政府正在进行或正在规划的智慧城市建设带来哪些改变？或者说这类企业将来会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田杰棠：企业最想扮演两个角色，一是解决方案提供商，或者说做一个智慧城市系统集成商。目前大互联网公司风头正强劲，具有数据和资金优势。现在很多包括以前做硬件的企业都在转型，希望做解决方案提供商和集成商，这就如同一个项目一包和二包的关系，一包转让给二包，二者利益分割是有区别的。第二个角色就是智慧城市各个服务系统的运营商，这可能是企业获得长期收益、补偿建设期投资的一个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