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是中国迈向未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方向。同时指出，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本文就“三次分配”与善作所为谈三点看法。

一、“三次分配”内涵与价值取向

何谓“三次分配”。经济制度中的“分配”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国民收入，按一定的方式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割，形成流量的收入分配格局和存量的财产分配格局。“三次分配”这个概念在国内最早是由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94年提出。用最直白的语言概括：一次分配就是工资，由市场主导；二次分配是社保，由政府主导；三次分配是公益，由社会道德驱动。“三次分配”首次获得肯定，是在2019年10月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这次会议明确指出:在我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时，“要 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在2020年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进一步明确，“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由此可见，“三次分配”体现社会成员的更高精神追求，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的行为，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

“三次分配”的内涵与分配参与者的价值取向。“三次分配”并不是指在时序上一定要发生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之后，实践中三者是互相交错并行不悖的；如有的志愿劳动与初次分配同时发生，有的捐赠发生在再分配之前而获得税收减免。因此，“三次分配”与”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内涵不同：初次分配是以市场为主导的要素合作博弈，使要素总体贡献最大化；再分配是政府在公平正义等国家价值导向下的强制性干预；而第三次分配是在向善、为公、乐施等社会价值理念的引导下，在法律政策的鼓励和促进下，由既看得见又看不见的“社会之手”所推动的。如果说初次分配是在由市场环境下主导创造资源的“造血”行为；再分配是在心脏的推动下促使血液在主动脉中的循环，给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带来氧气和营养，降低系统风险；那么第三次分配无疑类似于促进人体健康更加均衡的小血管、毛细血管的微循环行为。初次分配的造血和再分配的血液平衡循环事关人的生命存在，第三次分配的微循环则影响着整个身体的长期持续健康。

“三次分配”有利于消除我国“先富与共富”相割裂的社会现象。这次中央财经委会议明确指出，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为此，倡导“三次分配”是依据我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国情，引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治国良策。

根据统计局2019年相关数据，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月均2561元。按照五等份分组，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月均收入不到1000元。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当下，中国2019年的基尼系数已经冲到0.47。（达到0.5以上就是收入悬殊)）针对中国目前收入分配现状，我国居民收入不应只有市场、生产要素进行“初次分配”、政府加强调节的”再分配”，应当适时引导先富的群体出于自愿，在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的“三次分配”。在具体进行第三次分配中，凡对于用于公益事业的捐献,应该免税,，让更多的人把自己的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从第三次分配着手,缩小现在的贫富差距，这种行为相对于市场根据要素贡献进行初次分配，相对于政府体现国家意志进行的再分配，“三次分配”是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其价值取向较之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更关注效率、更有利于促进全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我国先富人群在“三次分配”中的表现

我国先富人群的状况。 从《2020胡润财富报告》提供的标准来看，600万以上资产的家庭被称为富裕家庭、资产超1000万元，是高净值家庭；资产超1个亿的家庭，被称为“超高净值家庭”；资产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为“国际超高净值家庭”。2020年我国富裕家庭为501万户 ，第一次突破五百万户，同比涨了1.4%。若按一家4口人计，我国己有2000万人已实现了财务自由，享受”想买啥就买啥”的优质生活。据统汁，我国富裕家庭总资产为146万亿，为我国GDP总量的1.5倍，可见这些富人很有钱，他们掌握了全国多半资产。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在“三次分配”留下了如下的足迹

据中国慈善联合会《2019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19年中国共接收境内外款物捐赠1701.44亿元，其中，内地接收款物捐赠共计1509.44亿元，同比增长4.88%。这仅相当于当年我国GDP的0.15%；最大的捐赠是企业，占比为61.71%。另据《福布斯2021中国慈善榜》，上榜的100位中国企业家（企业）现金捐赠总额为245.1亿元，同比上涨37%。捐赠过亿元的企业为51家，捐赠总额为221.7亿元。另据《2021胡润慈善榜》显示，在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中国捐赠额超过1亿元的富人有39人，合计捐赠301亿元。

为了进行比较研究，据美国施惠基金会提供的报告，2019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约4496.4亿美元，占到美国当年GDP的2.1%。其中个人捐赠占为3097亿美元，占比为68.87%。在《慈善纪事》发布的美国“慈善五十人”中，2020年美国捐赠总额排名前50位的慈善家共捐赠了247亿美元。通过两国数据比较分析，我国企业与个人参与“三次分配”,正处于被催醒的导入阶段。

第一、我国“三次分配”水平总体偏低。我国的GDP是美国的70%多，慈善捐赠总额是美国的5%左右，人均慈善捐赠额是美国的1%左右。鉴于美国捐赠中，包含了非钱物形式的劳务捐赠和比例很高宗教捐款，2019年为1281.7亿美元，占捐赠总量的28.5%。中国人到寺庙上香捐赠，则基本未纳入统计。剔除这些因素，中美慈善差距将会缩小很多。

第二、中国企业家和美国企业家的捐赠水平差距不大。2020年美国排名前50位的慈善家捐赠了247亿美元，中国前50的慈善家捐赠了两三百亿元人民币，基本是汇率水平的差距。另据中国慈善联合会《2018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18年中国民营企业全年捐赠约450.32亿元，在捐赠主体中占比最高；国有企业全年捐赠310.90亿元。据全国工商联数据，截至2020年6月底，纳入“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台账管理的中国民营企业有10.95万家，通过产业、就业等多种形式对贫困户进行帮扶，共带动和惠及1564.5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第三、“互联网+慈善”投身公益正养成习惯。2019年，全国20家互联网募捐平台汇集的慈善捐赠超过54亿元，同比增长68%；2020年9月7日至9日，由腾讯公益等发起的“99公益日”活动，三天时间吸引了共计5780万人次、数千家公益机构、超1万家爱心企业参与，筹得善款30.44亿元。依靠互联网平台的推广力量。促使大量年轻人通过“互联网+慈善”的便捷方式，投身公益，正在养成“一块做好事”的习惯。

 上述说明，我国的改革开放，让很多企业家建功立业，积累了以往无法想象的财富，他们富了后正在步入富而思源，感恩时代，回馈社会的理性思考阶段。当今倡导“三次分配”是顺势而为、水到渠成大好事。

最近社交媒体上出现一些碎片化议论，比如，认为政策变了，要“劫富济贫”“搞平均主义”“逼捐”了，财产权不安全了，未来不确定了。甚至有人把贫富分化归咎于“资本家”，呼吁加大力度“节制资本”等等。用简单粗暴地思想方法，把“三次分配”理解成是要拿走和分掉富人的财富。，这显然是对“三次分配”积极意义完全误解和彻底的背离。

三、企业家如何在“三次分配”中善作善为

如今，我国已经完成脱贫攻坚战任务，从“脱贫攻坚”到“共同富裕”，这既是我国追求共同富裕的逻辑延续，也是我国战略方向的重大调整。共同富裕在2021年内被密集、高规格提及，这表明，先富帮后富的“三次分配”政策手段,即将进入日常的操作阶段。在“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大基调下，中国企业家已进入”从比富到比公益慈善慷慨度”的时代。“以他者为念甚于为己而谋、抑己之私而行仁于外，人类天性之完善以此构成。” 这是亚当·斯密这当年讲的话，放在今天，依然令人回味无穷。当今的企业家如何在参与“三次分配”中善作善为，却是一个必须解析的课题。

第一、企业家要养成主动参与“三次分配”的习惯。企业家创办企业的本质追求，一是满足社会需求，为社会提供切合时令、品质完美的产品，让人们过上美好生活，二是创造税收，为满社会的公共品的开支作出贡献，三是不断壮大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提高人们的收入来源，和富足程度作出贡献。这本身就是企业家为民造福的本分，而企业家通过办企业获得富裕机会后，自愿参与三次分配“，通过捐赠、慈善，拿出自己富有财富，回馈社会，扶弱济贫，这本身就是兴办企业为民造福的社会价值延伸，所以“三次分配”是为社会公众追求共富裕有益补充，这个补充作用应通过道德的力量无边界的放大。对于这种神圣的善举，不仅要求我们在颂扬中加以弘扬，更要成为日常生活形成一种习惯。，如曹德旺从1983年曹德旺首次捐款到现在，已经累计捐款达到160亿，前不久他又拿出100个亿，建设一座福耀科技大学，专门用来培养实用型技术人才。并承诺学校建好后，交由国家管理。再如香港富豪胡应湘，于1994年建成的广深高速公路，随后又投资了贯通珠江三角洲的广珠高速公路、顺德路桥系统工程和虎门大桥、沙角电厂等一系列项目。总价值超过500亿人民币，无偿的捐赠给了个国家。对于胡应湘的贡献，外国媒体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可他和曹德旺都没有把自己当成普善天下顶天立地的大圣人，也没有媒体上一惊一乍大肆宣嚣，而是安之若素、坦然地面对，并认为这是一件发生在社会生活中无怨无悔本分事，不是为难富人的尴尬事。所以,在全社会养成参与“三次分配”的习惯,是开启全社会共同富裕大门的金钥匙.

第二、企业家把参与“三次分配”的钱财用在刀刃上。“三次分配”的财力投放，要规避”割富人的肉，补人懒人的屁股”，让少数坐吃山空的懒人”等靠要”。要竭尽全力,打开心窍，精准施策，把资助穷困人员用于生活开销的消行为转变保值增值型的创富行为，使之在长久持续循环中不断裂变创富因子,不断开创共同致富的持续效应。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他在履行捐赠中的做法很精到。他在筹办新企业中，以出全资形式创办新企业，在设置股权时，自已只确认51%，其余49%股份以借款形式为新组群企业管理团队全体员员工出资，其中10%界定为管理团队股权，尚余39%股份为从业员工人人均有，企业开张后三年不分红，用盈利先归还出资人为员工投入本金。当本金还足后，再进行每年一度的按股分红，这种把捐赠演化成股份，让员工既人人拿工资、又年年有分红，使员工具有劳动者和股东双重身份，而这位企业家又把回笼垫支的股本，在开办企业的第三年全额无偿再投入这个企业扩大再生产，为企业开挖更大的致富源泉。

第三、企业家参与“三次分配”要引领公众“击鼓传花”。三次分配”不仅先富起来人的“专利”，更要引领是有善心、有闲钱的平民雅士轮番参与，形成“击鼓娃花”的态势。因为“三次分配”的解困济贫，普喜天下，是我为人人的道德义举。今天我献出一点一滴的充裕财富，为他人谋利，明天也许有更多的人参与奉献再创共富，这种“人人为我，人人为我“的相互递进，是实实在在谋共富，共命运。不妨举件小事作为例证∶在湘西怀化地区乡村有一项设施，即乡村道路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就有一个亭子，称作"烤火亭"。这里是侗族聚居地区，冬季山区很冷，因此根据侗族的风俗习惯，每隔几里路、就建有一个亭子，里面有条凳，供旅客休息，还有炭盆，供游客烤火取暖。取暖的木炭是农民各户捐献出来的。没有人把这些木炭偷走，木炭堆积在亭内，快用完了，自有农民添上。据说“烤火亭”的历史很久了，代代传存至今，成为侗族乡村的一种惯例。大家提供木炭，穷人家少拿一些来，富裕人家多送一些来。这种击鼓传花的道德义举，在现实生活可以得到很多印证。江西资溪一位退伍军人。他在战友的帮助下，在杭州开面包房，尝到发了财甜头，他感到：人帮我是一人得道，我帮人是让众人得道，于是在2002年8月，独立捐资，开办了一所面包培训学校，承诺包教包会，对退伍军人、下岗职工和农村贫困青年实行免费。先后吸引4万多人接受面包制作的技能培训。4万多农村待业青年得道后，资溪很快出现一人有钱赚，众人跟着干的击鼓传花现象，从而形成20万人的面包产业大军，在国内1000多个城市以及俄罗斯、法国、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缅甸、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红红火火开办起1.6万多个面包房，年产值超200亿。从而逐步在全县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美好景象。

作者简介：顾品，退休教师。曾任无锡市乡镇工业干部学校副校长，全国乡镇企业家培训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