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伴随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公共艺术在中国逐渐兴起。近年来,公共艺术越来越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又以非议为多。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公共艺术除了本身的艺术性,其附带的公共利益不断将作品的决策者、创作者推送在公众视野之中。在近日举行的“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建设论坛”上,相关人士共同探讨了当下中国公共艺术的若干问题。
“今天的公共艺术越来越不局限于审美范畴,而是作为一种当代文化现象代表了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公众之间的一种新的取向。它不仅塑造了城市的视觉形象和文化品质,更体现了城市的文化创造力和文化竞争力,成为推动城市健康协调发展的积极因素,承担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责任。”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诸迪在论坛上透露,文化部计划于2014年举办“首届全国公共艺术大展”。
逃不掉“拆”的命运
近些年,一些“雷人”公共艺术作品频频出现,引发大量讨论,却总是摆脱不了“拆”的命运。
新疆乌鲁木齐的“飞天女神”雕塑,高约18米,重40多吨,造价不详。网友称其体量巨大,丑陋吓人,旋即被拆除。
四川省安岳县“柠檬仙女”现身街头,网友称其“高仿乌鲁木齐飞天女神”,是“魔女”。该雕塑头部尚未安装即拆除。
不久前,河南偃师龙华欢乐园惊现“大背头弥勒佛”。该雕塑手里拿着一串佛珠,却梳着大背头。园方起初回应,“塑像以游乐园创始人为原型创作”,数日后又用帆布盖住了塑像,并对产生的不良影响表示歉意,“蒙羞退场”。
此后,郑州一尊投资约1.2亿元、高达27米的宋庆龄塑像也备受非议。如今,这项工程尚未完工就已被拆除。
这样的公共艺术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不断挑战公众的承受力。问题在于,公共艺术应该符合哪些标准?项目由谁来决策?
“我个人认为,公共艺术在中国不是美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表示,“在国外30多万美元的立项说没就没了,是要追究责任的。中国有些领导把公共空间看作自己家客厅,我需要就要,我不要就拆,这是中国公共艺术面临的最大困惑。”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吕品昌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中国公共艺术最根本问题还是领导个人在拍板。领导、老板们喜欢的,公众未必喜欢,结果往往就是拆。如何把城市中的公共艺术建设好,是一个体制、机制问题。
缺乏与城市文化的契合
城市公共艺术这个概念的提出,至今只有40余年历史;而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也是近20年的事。回顾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殷双喜把其分为纪念型、审美型和功能型3种。新中国成立以后,纪念碑是政府投资的主要方向;西方公共艺术的显著趋势是,越来越倾向于艺术审美、生活功能。
“许多公共艺术有似曾相识的形式套路,缺乏与地方文化和环境的对话,缺乏思想深度和创造性。它们充斥在我们的城市空间。可以说是缺乏艺术性和社会性,这是目前公共艺术领域存在的普遍问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翁剑青认为,公共艺术外在形式的审美价值以及对于所在空间环境的美化和装扮,远远不是它最重要的文化属性,也不是它最重要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核心。公共艺术的文化要义和社会职责,是反映和激励社会公众的思想、情感和诉求的自由表达。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杜大恺对爱尔兰都柏林城中心的“光之纪念碑”印象深刻。“这个锥体契合了整个爱尔兰人的期待、希望和理想。”杜大恺认为,一定要尊重公共艺术的生态性、生长性;也就是说,不要让某件作品“放在这个城市也合适、那个城市也合适”,要从一个城市特殊的、所能预见的机遇出发去考虑作品创作。
寻找内在的呼应
如今,中国的公共艺术创作者一方面反思自身,一方面放眼国际,寻求成功经验的借鉴。
华盛顿公共艺术所体现的包容性,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邹文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华盛顿的一个博物馆中,有一件展品就是一段公路,公路上有真正的车、警察以及其他交通设施。在工业文明进程中产生的城市细节被保留下来,形成一种具有现代感的城市审美。华盛顿在200年前规划的原有格局中搞建设,使城市更加精细化。“我们在建设城市的时候也要重视微观,重视精致,否则,只会不断地去建大雕塑。”邹文强调,要利用细节去表现地域的专属性和个性面貌,这样能解决“千城一面”的问题。
“在德国,公共艺术其实是一个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的交接点,这一点我相信对于中国也有一些启发意义。”柏林自由大学西本哈尔教授在发言中说。
但是,照搬西方的公共艺术,显然是没有可持续性的。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表示,中国不能永远走别人走过的路,中国的公共艺术应该与中国的城市建设找到内在的呼应。这种呼应是美术建设的呼应,也是共建、共生、共享的呼应。
(原文链接:中国城市文化传播网——本网联动兄弟媒体http://www.zgcswhcbw.com/wh/2013-07-19/8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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