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不仅是“我可以”，更是作为“我”的他人也可以。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人人相善其群”，才有可能形塑真正的公共文明

　　“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前段日子，一张中国游客卢浮宫前水池泡脚的照片，曾引来关于国人文明素养的热烈讨论。耐人寻味的是，当人们发现许多金发碧眼的游客也在同样行事，就有声音立即“再反思”：为什么外国人可以泡，中国人泡就要背上“低素质”的污名？

　　“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行？”这样的提问方式，显示了国人个体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但放在卢浮宫的语境下，却少了些说服力：景观水池里泡脚，既有碍观瞻，也难言卫生，何况旁边还有禁止戏水的标牌。即便有一些“同道”，充其量证明别人和我都错了，而非我做得对。遇事只逞一己之愿，不求反躬自身，强调个人而忽略他人、强调自己而忽略社会，这样的思维方式，实乃阻碍国人提升公共意识、形塑公共文明的重要原因。

　　可叹的是，一些令人反感的陋习，往往被理解成与他人无关的个人选择，甚至被视为不可侵犯的“权利”。殊不知，走入公共场合，再彪悍的个人权利也有边界，绝非可以随心所欲、“我的地盘我做主”。大声说话固然是你的权利，但安静显然是更多人所需；开车打远光灯能看得更清，但对面来车也要有同样视野。视恶习为权利，恰恰是弄反了权利的概念：权利不仅是“我可以”，更是作为“我”的他人也可以。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人人相善其群”，才能涵养人们的公共意识。

　　公共意识的背后，是在现代化之路上困扰中国百余年的国民素质大考题。传统中国遭遇现代文明时，早有外国传教士写成《中国人的素质》一书，提出中国人缺乏公德、不守时间、不懂礼貌诸般弱点，更有前贤先哲痛心疾首于“国人的词典里没有公共精神”，痛定思痛于“为未来改造国民性”。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景观水池中泡脚争论、为颐和园绿地上小便辩护。当我们自豪地宣称“用100年走过了欧美国家300年的路”，也应该更深切地记住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的论断：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国民的现代化。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不应仅是经济现代化，更应当是现代文明秩序的构建。

　　“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从梁启超到孙中山再到中国共产党，所有社会的进步力量，无不把“国民素质”作为发展的根本。正如梁启超所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而所谓“素质”，并不仅是会英语、会电脑的现代技能，更不是会穿衣、会玩乐的现代生活，而是价值尺度、思维方式、行为规则的“观念现代化”。处理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公共意识，可说是最根本的现代公民意识。在个人之外，谨记还有社会；在私人领地之外，敬畏公共空间。当我们全力以赴孜孜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际，不能忘了只有培育规则意识、提升文化追求、涵养公共精神，才能获得几代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性”，重塑一个文明古国的时代尊严。

　　经过多年追赶，我们终于可以和世界“坐在一起喝咖啡”了。2012年，内地居民出境人数达到8300多万人次，而英国人口也不过6000多万，可说“凡有井水处，皆能闻汉语”。然而，如果只是抢购打折奢侈品、当世界的“金主”，得到的将只是“可以从后门进出做生意，但不要从前门进出用晚餐”的待遇。说到底，只有遵循现代文明的普遍性规则，才能更好地融入世界。如果我们留给世界的，只是夹塞排队的混乱，只是“中国人就餐区”的标牌，这样的文明形态不惟不能“对人类有较大贡献”，或有可能面临“开除球籍”的危险。

　　鲁迅先生曾言，“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在五千年中华迈向现代社会的关键节点，“立人”之要在于培育公共精神、涵养公共文明。公共文明的程度，标注着现代社会的成熟程度。只有公共意识这一观念的水位越来越高，曾让先贤们横眉冷对的“国民性”才会向“现代性”不断进发，走向复兴的“中国梦”也才能重塑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