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起源时期确实奠定了一种文化的大致形态和走向，但是这种文化真正能延续下去赖于同其他文化的相互交融与互补，没有一种文化传统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仅仅取决于朴素、简单的文化起源层次，而是取决于文化在以后的发展直到它大致成型，所以说，我们笼统谈到的一种“文化”，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从起源到大致成型可能经历了很长时间，期间也经过了和其他文化的漫长的相互融合，甚至于要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文化起源时的景象。

比如，我们谈到西方文化时总说希腊是西方文化的源头，但是西方文化的形成完全是历史性的，没有希伯来、罗马文化，以后的封建时期文化的加持，基督教文化的融会贯通，近代理性主义的发扬，尤其是宗教改革，西方文化传统无从谈起，西方文化成型不是在希腊罗马时期，而是在经历了深刻的近代嬗变以后。有意思的是，现在的希腊甚至不是标准意义上的西方国家，他的斯拉夫民族性、东正教信仰，较晚才发生的近代资本主义洗礼，都不是典型的西方特征，典型的西方传统逐渐演化为日耳曼-新教-资本主义一系。

和西方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那么中国文化传统如何不是历史性的概念？说是历史性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传统绝不会是先秦，绝不是儒道墨，绝不是孔孟荀程朱王可以涵盖的，那种“文化道统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做派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上，政治——社会形态层面中国的演化深刻受到秦、汉的影响，也绝不仅仅是汉民族的贡献，而在文化形态上汉代、魏晋、北宋的影响所留给我们的文化印记、文化性格塑造甚至要高于先秦。所以说，中国文化传统是漫长的历史进化的结果，儒道互补、儒法互用、三教合一，儒耶互动，等等诸如此类，都是中国文化传统兼容并包继往开来的历史进程中的文化造化，每一种本土的“大传统”或者“小传统”，或者外来的文化补翼只要是有益的，只要不失其本，只要保持着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和连续性，都应该纳入中国文化传统之列。

今天的我们，既在传统的影响中，也在影响着传统。由此，从今天的眼光看，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包括两者：在起源时奠定的文化主体性；在此文化主体性下融会贯通所有其他外来文化产生的文化新变种。中国文化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中外文化交流，分别是汉代以来的佛教中国化以及晚明以来的外来宗教传播，这两次中外文化交流由于实现了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因而分别创造出中国传统文化新的文化基因。

整体上讲，明末清初儒家知识分子对于外来宗教的神哲学体系是一种可贵的思想探索。出于儒家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以及自身安家立命的需要，他们留下的浩瀚的文字材料，成为耶儒融合的见证，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统绪，也对清初“汉学”的转向和形成产生巨大影响，西学在科学方面对中国的影响更甚。四百年前的那场文化互动，无论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浓重的一笔。

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从来不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在历史的关头总能继绝学开言路，但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却是一个需要慎重的问题。明末清初的这些知识分子保持儒家的本位意识，一方面是文化惯性使然，一方面是出于自身的文化担当意识。思想史的发展表明，只有将与外来文化的互动建立在自身本位型基础之上，文化的自救和革新才有历史性的生命力。只有自己的传统是最本己的、最体贴的，中国近代以来跌宕起伏的文化迷思，已经给我们足够的教训。

毋庸赘言，佛教已经深深融入中国文化的血液并开花结果，但是明末清初肇始的耶儒融合达到一定程度，由于历史的冥顽与捉弄，无数当时儒家知识分子满怀激情写下的思想记录直到今天仍然躺在海外冰冷的图书馆里。我想，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对耶佛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区别对待应该是和十九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遭遇有关，若是，就需要理性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范围问题。

明末清初时期发生的中西文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对话和融合，这些知识分子保持着儒家本位性，他们所创造的神哲学体系，他们所生成的文化新言路，为中国文化带来的新论域，应该像中国化佛教思想一样，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