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同是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两部作品都宣扬忠义的传统文化观念，都着有结义之情，聚义之盟，全义之心，赴义之举。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描绘了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大军事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文攻武卫、纵横捭阖的历史画卷，塑造了一大批咤叱风云，奇谋妙计层出不穷，胆略豪气直贯云霄的英雄人物。

《水浒传》描写的是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个好汉呼啸山林，聚众起义的故事，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豪杰壮士揭竿而起，梁山聚义，直至接受招安使农民起义失败的全过程，塑造了林冲、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一系列光彩照人的英雄好汉形象。

由于两部作品描述的时代背景不同，因此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忠义观的内容、侧重点、表现形式也又所不同，使得后世之人对于两者之间的忠义精神内涵产生了不同的解读。

两部书都以结义誓词作为主题思想贯穿始终，结义誓词就如两部书的文眼，起到画龙点睛的妙用。

《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刘关张于涿郡相遇，倾谈之下，志同道合，于是在次日，于桃园中，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三人焚香再拜而说誓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誓毕，拜玄德为兄，关羽次之，张飞为弟。祭罢天地，复宰牛设酒，聚乡中勇士，得三百余人，就桃园中痛饮一醉。

《水浒传》 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梁山泊天罡地曜相会，各人拈香已罢，一齐跪在堂上，宋江为首誓曰：“宋江鄙猥小吏，无学无能，荷天地之盖载，感日月之照临，聚弟兄于梁山，结英雄于水泊，共一百八人，上符天数，下合人心。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鉴察，报应昭彰。”誓毕，众皆同声共愿，但愿生生相会，世世相逢，永无断阻。当日歃血誓盟，尽醉方散。

虽然两者都誓言旦旦，忠肝义胆，感人肺腑，然而，誓言之后，两者却开启了不同的命运之门。

刘关张来日收拾军器，玄德命良匠打造双股剑，云长造青龙偃月刀，张飞造丈八点钢矛。从此三人走上了同心戮力，匡扶汉室，功成三国，名标千古的英雄奋进之路。

宋江自盟誓之后，重阳节会众兄弟同赏菊花，唤做菊花之会，正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把桌子踢得粉碎。当日饮酒，终不畅怀。为日后梁山好汉死的死，病的病，走的走，隐的隐，预留下了伏笔。

在《水浒传》中，所谓“忠”是忠于大宋皇帝，梁山原来的聚义厅后被宋江改成“忠义堂”。宋江临死之际，仍然表白忠心，“宁可朝廷负我，我不可负朝廷。”这种“愚忠”思想当然是封建正统思想，但却给梁山好汉桀骜不驯，放荡山林的性格带来了隐忧，最终导演出大厦将倾无完卵的历史悲剧。

《三国演义》刘关张则是忠于汉室，以兴复汉室为己任，以天下苍生为念。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曰：“先主（刘备）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无论曹操多大威权，汉贼不两立的观点在刘关张兄弟的心里从来不曾改变。

《水浒传》的“义”与《三国演义》的“义”也是大不相同。梁山兄弟之义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肝胆相照的情谊，惜英雄重英雄，呼啸山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乐享自由自在的江湖互帮互助，两肋插刀的江湖义气。

这与儒家思想体系“义以为上”的解读有着本质的差别。《论语·阳货》：“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在儒家的经典思想里，“忠”指的是尽心竭力为人办事，当时并不分对上与对下。正如孔子所说，“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 学而》）。而“义”则是指“事之宜”，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标准。《礼记 中庸》指出：“义者宜也。”韩愈在《原道》中也说得很明确：“行而宜之之谓义”。

义在《三国演义》中却有着丰富的内涵。刘关张桃园结义，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体现了爱国情怀的忠义；刘关张三人恩若兄弟，不离不弃，誓共死生在关公为东吴袭杀之后，张飞在阆中镇守，闻知关公被害，旦夕号泣，血泪衣襟，因逼迫士卒太急而被谋害。刘备闻知关公被害，尽举蜀国之兵，讨伐东吴，虽然功败垂成，然而刘关张的披肝沥胆、生死与共、不避艰险的生死之交足以媲美历史上的羊左之交。桃园结义也成为中国人异姓兄弟交往的楷模。

《三国演义》的“义”在关羽身上体现的更为明显，也更为深刻，清人毛宗岗称关公为《三国演义》之“义绝”：桃园结义肝胆相照为情义，追随刘备忠心耿耿为忠义，秉烛达旦夜读春秋为礼义，挂印封金霸陵辞曹为节义，不趁人危义释黄忠为侠义，有恩必报华容放曹为信义，单刀赴会谈笑自若为勇义，善待士卒心不忍下为仁义，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为正义。

正是这么多符合“义”的人格实践，使得关公日后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推崇的英雄榜样，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成为中华传统道德范畴“义”的化身，被后人所效仿、所敬崇、所膜拜。

李贽《关王告文》说，关公形象能够“使君臣劝忠，朋友劝义”。关公成为陌生世界的朋友圈共尊的“义气之神”、“公正的见证之神”，表达了世人对刘关张三人“誓同生死，祸福共之”的义的推崇，表达了人们追求真情实谊的美好愿望，表达了人们对寻找志同道合的优秀合作者携手共创光明未来的美妙渴望。桃园之义对世俗生活中的重利轻义、背信弃义行为也是一种警示和告诫。

《水浒传》中的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忠义思想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水浒传》自始自终表达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锄强扶弱，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江湖侠气的故事，草根人物形象鲜明又各有特点，一方面代表了下层群众的心声和期望，另一方面因为革命的不彻底，思想观世界观的狭隘，所以又能被朝廷诏安，成为镇压另一支农民起义的工具。这正是小说成书以来被各阶层普遍接受和广为传颂的原因，也是备受争议的地方。

1975年8月14日，晚年的毛泽东在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的谈话中讲道：“《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这番点评，既是对宋江“忠义”思想的历史局限的客观、深刻的解读，也是对水浒一百单八将命运悲剧的一声叹息。[转自：中国城市文化传播网；作者：彭允好，系中华全国道德建设促进会会长、关帝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