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具有悠久的诗歌传统。诗歌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和文化生活中始终处于特别显著的位置。从中国文学历史的进程来看，每一次时代的脉动和思想变革都打下了诗歌的烙印。诗，已经成为华夏民族带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智慧结晶和维系民族情感的纽带，成为中国文化和中华精神形成的根源，并且在中国文化基因的序列组合中根深蒂固，成为人们理解生活、净化情操、表达情感的重要载体。数千年来，一批批才华横溢的诗人用璀璨丰硕的诗歌传承着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诗歌强大的文化包容性、与中国文学走向同步的自觉性成就了中国文化的蔚为大观。
作为文化现象的一种，诗的承继与转变从未间断过。诗体的演变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因素、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孔孚山水诗的文化因变特质，使其具有了“变古出新，以新驭古”的品性。因此从诗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出发，从文化的角度解读诗体流变中产生的创作现象，孔孚的新山水诗值得我们深入地细味审视。
一
孔孚被誉为“中国新山水诗的祭酒”，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最具艺术影响力的山东诗人。孔孚原名孔令桓，字笑白，出生于山东省曲阜农村。儿时不慎被铡去右手，发奋用左手写作。1947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后执教于曲阜师范，开始从事诗歌创作。1979年，他接受了田仲济教授的邀请，调入山东师范大学任教，从事诗歌研究工作。晚年专攻山水，独辟蹊径，成为“现代东方神秘主义诗歌”的开拓者。先后出版有诗集《山水清音》、《山水灵音》、《孔孚山水/峨眉卷》、《孔孚山水诗选、《孔孚集》、《孔孚诗》；诗论集《远龙之扪》、《孔孚论》、《孔孚文》等。
孔孚一生坎坷，“诗人性情非常倔强，老而弥辣，擅长以诗歌艺术寄托个人的悲剧体验”。孔孚曾经这样写道：“我要勇敢地拥抱真理，不管真理多么苦。”这种坦直倔强的个性注定会让诗人历尽人生的坎坷和艰辛。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时，孔孚还只是《大众日报》文艺副刊一位年轻的编辑，但是，由于与著名的“七月派”诗人白莎曾经有过交往而被隔离审查。1957年，他又被“顺理成章”地定为“右派”，流放到山东高密胶河农场的盐碱滩上去放羊、养牛、喂猪、饲马。铲草除粪、推土垫栏等重体力活，对于孔孚这个只有一只左手的残疾人来说，可谓艰辛备尝了。十年动乱，他被定为“特务”受到审查，更是遭遇了无休止的批判和斗争。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诗人的创作自然是千难万难。在《我与山水诗》中，诗人这样写道：“镇日价雷电交加，那泉声再也没来入梦。”党的十一三中全会以后，孔孚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和平反。
一个新契机出现在撰写《新诗发展史》的过程中。通过对中国诗歌发展脉络的梳理和考察，孔孚吃惊地发现中国古典山水诗传统在新诗史上的“断线”现象，使得他很自然的萌发了为山水诗“接线”的使命感。从此，他逐渐以写山水诗为主，自觉地想做一名独树一帜的山水诗人。在强烈的艺术自信的激励下，在孜孜以求的创作探索中，孔孚的山水诗成果斐然。
1979年，孔孚进入了诗歌创作的喷发期。大海的排天巨浪搅动起诗人多年沉淀在心底的郁积，酣畅淋漓地诗思汇聚成精美、清新、玲珑的山水诗。从1979年到1982年，在短短的四年之中，他创作了数百首山水诗。诗人自己这样描述：“那些诗，多半是和眼泪流出来的……”“往往是一首诗没写完，格子里漾出了‘水’，又忙着写第二首。写完第二首，再回头完成第一首……”1985年，时年60岁的孔孚好友、中国著名诗歌翻译家、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邹绛的帮助下，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山水诗集《山水清音》。这也是中国新诗史中的第一部山水诗集。紧接着在1987年第二部诗集《山水灵音》出版。诗集的出版令孔孚百感交集，在《艰难曲折的路》一文中，欣喜地称之为“老来得子”。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治学严谨、为人超然洒脱，平庸之作自难入其法眼，对孔孚的山水诗却青睐有加。钱钟书主张：“格调之别，正本性情”，他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把中国古老的性情之学称为“先秦以来的心理学”，即：“性之与情，犹波之与水，静时是水，动则是波，静时是性，动则是情。”或许是因为孔孚的“隐现之思”与钱钟书的“性情之学”在艺术上的契合，钱钟书在信件中推誉其“摆擂台、开门户”语，进而结忘年之交，并亲自为诗集定名为“山水清音”，欣然在扉页上题字。
二
在我国悠久的文化发展史上，自然山水作为独立审美主题的源头，可以追朔到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散见于各类史料典籍之中。远古时期的山水观囿于人类对自然的原始认知，大多赋予山水神秘的色彩和人性化的表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价值论成为山水审美主题的主要观点。儒家将山水与人的德性联系起来，所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道家重视人的情感，排斥束缚，主张自然消遥。这种向山水之间寻求人的自然消遥的追求，将人类的美好情感寄寓山水，达到人与自然亲密共处的和谐境界。道家的山水观直接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诗的兴起以及山水审美主题的确立。唐宋时期的山水观日趋成熟。与价值论的山水观不同，唐宋时期的山水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上不再有主次之分，而是主张人与山水的对应相称、平等亲合。即不再将山水作为道德的象征，也不受囿于表情抒怀，“一切景语皆情语”，情景交融，着重于领略山风水貌，陶冶诗情雅趣。“如果说价值论体系中人的自我意识强化，自然山水的各种排列，都是按照主体的心理逻辑组合而成；那么在物我相亲的本体论山水意识中，自我主体意识被逐渐淡化、模糊，进入心理的最深的潜意识层次，真正达到了主观心理与客观美景高度整合的最理想的审美境界。”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山水文化发韧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唐朝发展成熟，两宋时期更加灿烂，虽然到了元代一度停滞，明清时期又有所发展。山水文化追求“物我两忘”、“主客合一”的审美情趣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山水诗是山水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
山水诗始于六朝，兴盛于唐，是以自然美为直接美感对象的诗体，追求虚静空灵的美学标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纵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诸家对此论述解释争论颇多。但是，如果把玄言诗与山水诗放入到中国文学史的大背景下来观照，探讨中国山水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史，南宋的山水诗无疑开一代诗坛之新风。作为山水诗的开创者，谢灵运的诗一改魏晋以来的晦涩之风，充满着恬静淡然的自然意味。他的诗意境新奇，字斟句酌、喜用典故、辞章华丽，秾丽至极。 “永明体”代表诗人谢眺，主张“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昙首传附王筠传>）。因此，他的山水诗情景融合、深婉含蓄，又能够音律和谐、朗朗上口。谢眺与谢灵运并称“二谢”，虽均见长于模山范水，但是诗的意味迥异。谢灵运的山水诗依稀还带有玄言的色彩。谢眺的山水诗常借山川景物抒发个人情怀，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对后世诗风影响深远。钟嵘在《诗品》中说，谢眺的诗歌“至为后进士子所嗟慕”。山水诗到了唐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峰。或工丽齐整、或质朴自然、或幽然淡远或荒寒清冷，唐代山水诗的风格变化影射出朝代时局的变迁和诗人的不同际遇。有“诗佛”之称的王维，被后人推誉为南宗山水画之祖。他的诗多以画入诗，笔调恬静，善于在光景变幻中营造浑然天成、幽远静美的意境。苏轼评价他的作品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孟浩然与王维并称“王孟”。他的山水诗语言平淡，意境悠美清远，“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天空与原野的空寂更显示出存在于苍茫天地间人的孤单，只有那一轮清淡的月影作陪，“言有尽而意无穷”，以景入情，物我相通，神韵绝伦。柳宗元的山水诗精致婉转，雅淡简洁，处处显示出诗人清峻高洁的品格。这些著名的山水诗人及其作品的审美观念，拓宽了中国古代山水诗的美学传统。
虽然新诗在创建的过程中并没有有意识的去继承山水诗的传统，但是孔孚山水诗的构建并非是对新诗的补苴罅漏。他对传统山水诗学的继承不只是耳濡目染的自然流露，更多的是有心地、自觉的继承。“孔孚的山水诗，是对于传统山水诗文体的重新建构，因此，诗人具有自觉的文化整合意向。也就是说，他的山水诗虽然是新诗的一个文体类型，但是在美学精神上自觉地汲取了传统文化的审美遗产。”这种自觉首先表现为高度的文化自觉，即对传统的正视和对创作的执著。审美主体的水平取决于诗人的修养，而诗人的文化修养不仅决定了他的文化价值观，也决定了诗人创作的视野和想象的空间。而诗歌艺术修养的前提就是在前人的影响下，开辟自己创作的前进道路。因此，朱德发认为孔孚作为当代著名山水诗人“继承并超越了王维等古代诗人开创的山水诗美学传统”孔孚的山水诗“无不是自然山水美与其审美心灵相契合的艺术精品，……他的不少山水诗并不热衷于对在物我相融的审美意境中张扬个性意识的追求，而感兴趣于在物我化合的艺术境界中表现若梦非梦、似真非真、若是若非、似今非今、若虚非虚、似实非实的朦胧审美感受，仿佛人化了宇宙、宇宙化了人，进入了全息审美境界，客观自然美与主体审美心灵达到高度融合，似乎诗人的艺术创造在此已获得对人的本体和山水本体的双超越，将人们带进一个玄妙神秘的艺术殿堂。”
作为一种诗体，山水诗充沛的生命力，使它成为饱含着民族审美经验的文化载体。孔孚醉心于山水诗，执着于山水诗的创作。诗人特有的创作个性、特定的际遇与学养与山水诗谋求诗体演变的要求相契合并发展成为新的值得关注一种文化现象。在这个层面看，孔孚的山水诗是文化传统与诗人诗歌理想、文化积累、创作意向发生深层发酵的结果。传统诗学成为孔孚山水诗坚实的文化支撑，而孔孚因借鉴古典诗学为探索诗艺寻到一条新出路。
孔孚山水诗以“减法”、“用无”的创作手段见长，其作品飘逸淡雅，蕴籍深沉，抒情寓志于山水之中。孔孚极爱南宗山水画。在他们“贵远、贵简、贵虚之论”里，发现了自己的“隐逸”之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让“说不出来”的性情见诸“不说出来”的文字。他非常看重诗人的灵魂，追求升华了的艺术“第三自然”。在与山水的交融中，以自然牵引心灵，用灵魂感应自然，捕捉刹那间飘荡的灵光，达到了“情性所致，妙不自寻”的境界。亲自然而得灵气，近山水而清诗风，格调清闲高雅，内涵深邃悠远，灵而不滞，不同凡响。比如：
我追一片云/跑到商店时去了
躲在墙上的一幅泼墨山水的半腰/还动呢。
虽非天街风物的再现，但形象、境界、情趣浑然一体，竟是活生生地立在那儿呢！别去苛问是有是无，在诗人的笔下，无字碑上的青虫、郑文公碑上的蛱蝶、分天岭上的纺织娘、琵琶泉畔的蛙，那分明就是全宇宙的灵性所在！
孔孚的诗清风峻骨，韵味空灵。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上，以“求隐”、“求纯”、“求异”、“简出”、“淡出”为审美追求，并在作品中表现得十分鲜明。他标举“东方神秘主义”，其中又以“远龙”为核心。《飞雪中远眺华不注》是其代表作品。
它是孤独的/在铅色的穹庐下
几十亿年/仍是一个骨朵
雪落着……/看！它在使劲儿开
小华山，位于济南北部，靠近黄河，史称“华不注”。历史上文人墨客多有描绘。同样写山，孔孚却不落窠臼，以现代的审美体验重新审视这山水之间，重视表达个人的感受，看似寻常实则奇崛。他不着痕迹地摆脱了“峻拔”、“芙蓉”的老套，化腐朽为神奇，以小见大，以虚入实，意象深蕴动人，一个“开”字迸发出大自然最原始的生机和力量。诗行中透出的兀傲刚劲，是诗人高古精神追求的写照，而“骨朵”、“使劲儿开”这些平白朴素又精巧传神的词语，恰恰体现出诗人直率豪爽的个性。比如《无字碑前小立》：
我还是看到了太阳的手迹/风的刀痕
一条青虫/在读
“刹那间见终古，有限中寓无限”。诗人独具慧眼，分明“无字”，却看到了“太阳的手迹”和“风的刀痕”，只是又有谁能够读懂这旷古的奇文呢！天子、顽石、山风、青虫，大自然与人契合交融，打造出天地间气势恢宏的亘古奇观。
孔孚的山水诗意象丰富多彩，亦幻亦虚，却又不离奇晦涩，哗众取宠，多有“兴会”之笔。北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所总结的：“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高度概括了山水艺术舍形得神、以兴会意的精要之处。比如在一首描写狐的崂山诗中，狐“头上顶一块破布”用“两只人的眼睛”看我。这只狐乃是“兴会”之笔。像描写崂山的《白雨》、《雨后》、《崂山云海》、《仙鹤石》，写秦中的《再谒黄陵》，写峨眉的《峨眉山月》、《峨眉白风》、《池中夜月》等等，都洋溢着一种淡淡的神秘之美。
三
孔孚与山水诗的不解之缘，要从他的童年说起。在孔孚童年的记忆里，珍藏着村子中央静静流过的大河，珍藏着在月朗星稀的夜晚和邻居小朋友去水里摸月亮的趣事。单纯、质朴的农村生活，给了他耿直的性格，也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特别是对于大自然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近感。他的家乡曲阜是历史文化名城，人文宗师孔子的故里，儒家文化的发祥地，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诗学传家”的文化传统。从孔孚记事起，不会种田的父亲却会教他背诵一些唐诗，特别是像“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等一些山水名句，总是在他孩提时代的心中幻化成五彩斑斓的画面。这种热爱大自然，与大自然为友的思想在他的诗句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如他在《母与子》写道：
见到海/眼泪就流出来了
我怕是海的儿子/泪水也是咸的呀！
对大自然深深的眷恋，一腔滚沸的赤子之情溢于言表。在他的笔下，一山一水、一片闲云、一朵小花都有血肉、有情感，闪烁着奇异的光彩。这也充分体现了诗人敏感而又独特的艺术直觉力和灵敏的捕捉力。
作为孔门后裔，孔孚自幼接受着良好的文化教养。长期浸润于齐风鲁韵的文化氛围之中，孔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构成中国人文精髓的儒、道文化，有着超出常人的深透感悟和见解。一方面他认为“中国新诗，一旦挣脱了‘儒’的羁绊，将会显出无限生命力与冲刺力。”但与诗人积极入世、嫉恶如仇、坚持真理的人格态度一致，也并不否认诗歌匡世济人的作用。所以有研究认为孔孚的新山水诗既“入儒”又“出儒”、“离经不叛道”，在继承中国传统典籍文化的人文灵魂同时，力图通过绝妙的诗美境界，纯化人的心灵，唤起人的灵性，达到天地万物生息相通，谐和一致的高妙境界。在诗人看来，既具有清醒的理性自觉，又可以不必载“道”的境界，才是诗歌的大境界。
孔孚长期工作生活在济南。济南又称泉城，这就注定济南人与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济南名士多”，实因泉水滋润得其灵气，又因泉水著名吸引四方名士。泉水文化的潜移默化幻化为诗人的“灵视”，以泉为心，诗思飞扬使即有了诗的灵气。《答客问》中这样写道：
“请教泉有多少？”/“你去问济南人的眼睛吧！”
“愿闻济南人的性格。”/“你去问泉水吧！”
这首诗以简驭繁，泉水与心境交相呼应，恬淡空灵，超脱于象，遗形遗声。
生于斯、长于斯、行吟于斯，孔孚山水诗的清灵之音洒落在齐鲁的山川大地。济南的千佛崖、崂山的莲花峰、泰山的十八盘…… 用简洁明快的语言分行书写着熟谙的气息。《夏日青岛印象》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首。
青岛的风/经过过滤/玻璃似的
人/游在街道上/像鱼
人像鱼，游在街上，意象随意而欢愉，新鲜且快活。诗人自称为“兴到神会”之笔，情兴所至，并非刻意求奇。
四
孔孚山水诗与古典山水审美传统的自觉对接还表现在其对道家美学精神的汲取，尤其是诗体的构成方式受到了道家的深刻影响。与儒家强调“文以载道”的价值观不同，道家的美学精神尚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为无不为”，更加强调审美的内在性和纯粹性，“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孔孚曾经这样阐述道家的美学思想：“‘恍惚’恰恰是一种美呢！道家的‘道’就是‘恍惚’。‘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21章）”在于有无之间，似有若无。”
“在所有的文学族类中，山水诗最突出地表现了人类对自然的亲和与审美关系，而作为古老东方民族的中国人，在这方面又是有着特别独到的深邃的体验的。东方文化中所蕴含的过多的对自然的理解和关怀倾向已构成了它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点。”道家自由、洒脱、超然的美学思想，具有强大的艺术生成力和原创力。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道家美学精神成为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生生不息的动力。对于道家美学思想的开掘整合，古为今用，成为孔孚独步当代诗坛的文化根基和理论依据。孔孚的山水诗实现了人的生命张力与自然灵性的交互、交感、交融，在中国新诗的艺苑中独放异彩。
“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这是“中国艺术的最后的理想和最高的成就”。在融合贯通中外诗歌艺术的道路上，孔孚山水诗择善而从，努力“得其英华”，为我所有，表现为高度的文化前瞻性。孔孚山水诗在诗坛引起了极强的反响。《山水清音》被《中国新诗大辞典》列入“五四”以来新诗名著条目。纽约《华侨日报》在《中国新山水诗人孔孚》一文中称他为“当今中国诗坛上新山水诗派的祭酒”。1997年4月27日，与病魔顽强斗争了数年的孔孚“推开无门之门”（《玄思》）独自走了，友人记忆中的他总是同样的神态：那头颅是昂着的，那富有深邃洞察力的眼神里，荡漾着自信，自豪和对于过去年代的审阅，以及对于未来岁月的顽强信念。人们似乎又看到：“石头，石头，石头/他摸//蹲着，跪着，爬着/他摸//风，雨，雪，/他摸//希望老了/意志生出了胡须，/他摸//……圆圆的/一个//一个铜钱！天呀//他的泪流出来了/那两扇门关不住了//呵！呵/咣！”（《摸钱涧》）
关于作者：杜玉梅（1975～），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诗歌、地域文化与文学、城市文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