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徐渭书法的评论很多，有的令人信服，有的令人半信半疑，有的令人难以苟同。本文拈出其中较重要的三条，说说自己的看法。

其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据说这是徐渭的自评。我以为，自评其实并不一定可靠。自评往往带有个人的偏见，或者另有意图。如同齐白石自评说“诗第一”，“画最次之”。一些人就觉得老人似有“欲擒故纵”之嫌。徐渭生于1521年，诞辰于今已五百周年，这五百年的历史对徐渭的综合评价是画第一，诗文次之，书法居其末。徐渭的书法在当时的明代甚至上不了台面。历史现实与徐渭自评正好相反。明代是中国书法的成熟期，台阁体的出现，就是成熟的表征。明代书法，对我国整个书法史而言，决不能小觑。明初有三宋二沈，即宋克、宋璲、宋广、沈度、沈粲。沈度乃台阁体之祖，被明成祖称为“我朝王羲之”。明中期则有李东阳、吴宽、沈周、王宠，还有大名卓著的祝允明、文徵明。晚明则有邢侗、张瑞图、董其昌、米万钟、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明代书法衮衮诸公，是一座座书法高峰。单就书法论，徐渭在这些高峰面前，没有位置。我读张光宾先生的《中华书法史》，其中明代一节，只字不提徐渭。但，历史也可以改写。在当下特定的“现代书法家”的提携下，徐渭的书法正在重新评论，重新发现。现在的中国书法史徐渭的地位在明显上升。徐渭的书法，主要是草书。他的草书有很明显的个人内心情感的宣泄，笔墨恣肆，满纸狼藉，不计工拙，所有的才情、悲愤、苦闷郁结都隐含在扭曲的笔画之中了。他的书法，有强烈的个性，明显与有明三百年正大气象的主流书法拉开了距离。徐渭说：“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这句话，与其说他“自负”，不如说他“失落”。徐渭是一个多才多艺、出类拔萃的人，时代的扭曲使他从天才演变成怪才。从他的书法看，他有很好的笔法技能，从他的书论看，有很高的见解，但他留下的书迹，最大的缺点是行笔失控，章法无序，狂放不羁。可以看出，徐渭不愿受法度的约束。但，法者，约束也。书法、法书，本不该离开法度的限制和约束。也有人以为，从徐渭的自评来看，说明他是个明白人。他把成就最低的书法，说成是“第一”，成就最高的绘画，他却说是最次。从这里，我们看出了他的狡黠。也就是说，徐渭的“吾书第一”，正说明徐渭对自己书法的不自信。他的自评，应该符合徐渭的性格特征。这一说法，可供讨论。

其二：“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余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徐渭死后20年，“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到绍兴探望友人陶望龄，晚间少睡意，无意中翻到一本徐渭的诗文稿，读了几篇，不禁拍案叫绝，惊问此人是今人？还是古人？竟拉起陶望龄一起彻夜阅之，“读复叫，叫复读”，以致把童仆惊醒。而后袁宏道不遗余力地搜罗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大力宣扬徐渭。袁宏道还写下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小传《徐文长传》。《徐文长传》主要评的是徐渭的诗文，偶及书法；评徐渭的书法就是上面这一段评语。对我来说，拜读这段评语，使我惊叹的不是徐渭的书法，而是袁宏道令人震惊的文笔。袁宏道坦承自己“不能书”，他谦虚地自称他的书评只能是“谬谓”（直译为“错误地认为”），但他涉笔一点，就把徐渭的书法提高到明代大书法家王宠、文徵明之上。袁宏道知道有人会提出异议，他却已声明在先：他论的是“书神”，不是“书法”。提到“书神”的高度，这官司就没法打了。接下去他又说徐渭是“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何谓“散圣”？何谓“侠客”？几品几级？标准何在？只有请我们这些“后之览者”各自发挥想象了。我的理解，袁宏道的“散圣侠客”其实是指出了徐渭书法的“另类”，但他是以肯定、赞美的口吻指出的。经袁宏道这样一说，令多少人在不可捉摸的“散圣”、“侠客”前佩服得五体投地！整段评语唯一能落实的是“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但这一句评论，评的其实是徐渭的诗。袁宏道是性情中人，激情满怀。他以他的慧眼和文笔，写下了著名的《徐文长传》，使徐渭死后复生，确立了徐渭的历史地位，造就了徐渭500年的辉煌。如果没有袁宏道，也许我国历史会遗忘了这位影响独特的大画家。徐渭抑郁一生，有袁宏道这篇《徐文长传》，可以瞑目矣。但其中袁宏道的这段书法评论，实在是写得肆意汪洋，不着边际，明显有爱屋及乌之感。借用米芾的话来说，应该是属于“征引迂远，比况奇巧”之类的评论。

其三：“陶望龄作渭小传，载渭尝自言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今其书画流传者，逸气纵横，片楮尺缣，人以为宝。其诗欲出入李白、李贺之间，而才高识僻，流为魔趣。选言失雅，纤佻居多，譬之急管么弦，凄清幽渺，足以感荡心灵，而揆以中声，终为别调。观袁宏道之激赏，知其臭味所近矣。其文则源出苏轼，颇胜其诗，故唐顺之、茅坤诸人皆相推挹。中多代胡宗宪之作，《进白鹿》前后二表，尤世所艳称，其《代宗宪谢严嵩启》云：‘凡人有疾痛疴痒，必求免於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起於颠挤；父母能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无可并名。名且不能，报何为计？’云云。虽身居幕府，指纵惟人，然使申谢朝廷，更作何语。录之於集，岂止白圭之玷乎？盖渭本俊才，又受业於季本，传姚江纵恣之派。（案：渭师季本，见《明史·文苑传》）不幸而学问未充，声名太早，一为权贵所知，遂侈然不复检束，及乎时移事易，侘傺穷愁，自知决不见用於时，益愤激无聊，放言高论，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故其诗遂为公安一派之先鞭，而其文亦为金人瑞等滥觞之始。苏轼曰：非才之难，处才之难，谅矣。渭所著有《文长集》、《阙篇》、《樱桃馆集》三种，锺瑞先合刻之，以成此集。又有商濬所刻，题曰《徐文长三集》者，亦即此本，前有陶望龄、袁宏道所作二传。宏道以为一扫近代芜秽之习，其言太过。望龄以为文长负才性，惟不能谨防节目，迹其初终，盖有处士之气，其诗与文亦然，虽未免瑕类，咸成其为文长而已，是则平心之论也。”

以上这一评，是清代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徐文长集》写的一段话。纪晓岚写得不激不厉，心气平和。纪晓岚对徐渭书画赞赏有加。他说：“今其书画流传者，逸气纵横，片楮尺缣，人以为宝。”“逸气纵横”，是纪晓岚对徐渭书法的核心评价，纪晓岚行文斟字酌句，肯定掂量过这四个字的份量。对徐渭的诗，纪晓岚认为以徐渭之才，本应“出入李白、李贺之间”，但徐渭“才高识僻，流为魔趣”。高评之后，继之以全面否定。其中“揆以中声，终为别调”这八字，说得最为切中要害。纪晓岚说的是诗，用于评徐渭的书法，也是适合的。就是说，徐渭的作品，与文化传统、主流社会的要求相较，简直是背道而驰。对徐渭的文，特别指出“《进白鹿》前后二表，尤世所艳称”；而其《代宗宪谢严嵩启》（这是严嵩81岁生日时，胡宗宪要徐渭代写的贺信），纪晓岚则认为吹捧过甚。作为师爷，虽然是身不由己，但写严嵩写到这个高度，以后皇上做生日，又如何下笔？论及徐渭一生的坎坷，纪晓岚借用苏东坡的话说：“非才之难，处才之难”。一个人有才能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有了才能之后，能得到社会的接纳和认可，个人又能凭借各种机遇获得恰如其分的发挥。想必纪晓岚对“处才之难”有很多的感慨，所以对徐渭不乏理解和宽容，千言万语，尽在这“谅矣”两字之中矣。徐渭少年时天才超逸，“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 九岁便能作文，“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轰动了全城。当地的绅士们称誉他为神童，把他比作刘晏、杨修；二十三岁时他与越中名士姚海樵、沈炼等人相交往，被列为“越中十子”之一。但他二十岁成为生员后，接下来的科举应试却八次不中，“再试有司，皆以不合规寸，摈斥于时”，深受打击。纪晓岚是体制中人，他不可能去批评社会，他指出的是徐渭自身的责任：“不幸而学问未充，声名太早，一为权贵所知，遂侈然不复检束，及乎时移事易，侘傺穷愁，自知决不见用於时，益愤激无聊，放言高论，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是纪晓岚对徐渭处世（包括从艺）态度的批评。徐渭的书法，无视传统、无视法度的确是一大硬伤。现在不少人在学习徐渭书法，学的其实就是他的无视传统和无视法度，是对是错，我们静待历史来回答。纪晓岚并不完全认同袁宏道对徐渭的评论。说袁宏道与徐渭“臭味所近”，故有偏激之嫌；袁宏道说徐渭的文章“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纪晓岚也认为“其言太过”。纪晓岚的评论最后又捎带着提到了陶望龄对徐渭的评论。认为陶望龄的评论是“平心之论”。陶望龄认为徐渭一是“负才性”；二是“不能谨防节目”（我的理解是说徐渭一生中关键的几步没有走好）；三是徐渭的书画诗文皆有“处士之气”。所谓“处士之气”，意即站在统治集团的对立面。纪晓岚认为所有徐渭的不足之处，都是由文长的个性决定的，这就是徐文长之所以成为徐文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