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政府制定雾霾应急预案，不过是应付上级，应付舆论的形式而已，预案有了，也就万事大吉，预案制定后怎么执行，遇到问题怎么改，并不是这些地方官员所关心的，他们惦记的，依然是税收和GDP。

据新华社报道，1月3日，环保部第三督查组在廊坊霸州市胜芳镇发现一处冒着黑烟的厂区，经查，一家从事玻璃表面简易加工的无名小厂，既无营业执照也无任何环保手续，使用简易煤炉，烟气直排。

督察组还发现，廊坊2015年印发应急预案规定，Ⅰ级响应时预案内工业企业最低减排30%，但河北省最新的规定是最低减少40%。而且，现行的市、区（县）预案均未对企业的减排基数进行明确规定，也未明确企业及其相关行业落实减排的具体措施和操作方式。

在漫天的雾霾中，三五小工厂依然冒着黑烟运行；前年印发的应急预案，现在与上级规定冲突却未见修正；应急预案太笼统，缺乏操作性……种种细节联系在一起，廊坊雾霾应急预案的效果无疑要打个问号。

无独有偶，近年来，重度雾霾频发，围绕着应急预案问题，各种怪象也层出不穷。

就在两月前，环保部督察组在督察各地雾霾应急时也发现，一些地方应急预警缓慢与污染管控不力，有的地方“停产令”下达一天后工地机器还在发热。

2015年，沈阳市遭遇严重雾霾污染，PM2.5最高破千。然而，一级预警发布数小时后，建筑工地却顶着停工禁令继续施工、环保局官网瘫痪近2小时、环保局工作人员对启动一级响应竟不知情。

旨在捍卫公众健康的雾霾应急预案，为何在一些地方屡屡破绽百出？如果说雾霾应急预案在制定初期，可能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存在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但是，许多地方雾霾应急预案都已执行多年，如果有什么漏洞，什么问题，早就该对预案进行修补了，怎么到了现在，应急预案还是“浮于纸面”？

从中暴露出的，依然是一些地方政府对于雾霾应急的消极。对于这些地方政府而言，制定雾霾应急预案不过是应付上级，应付舆论的形式而已，预案有了，也就万事大吉，预案制定后怎么执行，遇到问题怎么改，并不是这些地方官员所关心的，他们惦记的，依然是税收和GDP。

针对这些地方雾霾应急预案“浮于纸面”的问题，仅靠环保部督察组充当救火队四处灭火，一个个去纠正，恐怕不现实。真正需要改变的，是目前的雾霾应急管理模式，也就是说，要打破地方政府单方主导，雾霾应急预案制定、执行、监督的全封闭、自循环的模式，让外界监督力量参与进来。

一方面，要让地方人大对雾霾应急预案进行有效监督。对于重度雾霾应急，人大可以派出检查组进行跟踪。其实，地方人大也应该组织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所以，不妨将重度雾霾应急的工作，作为人大环保法执法检查的“固定节目”，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公开并问责。

另一方面，让公众参与雾霾应急的监督。比如，各地在雾霾应急中的停产、限产企业往往数量庞大，单靠执法监督力量难以全面覆盖。此时，如果能公开每一家停产限产的企业名单以及具体措施要求，鼓励公众对身边的污染源进行监督举报，将能形成雾霾应急的全民动员，倒逼企业和政府积极履责。

雾霾应急本来就不该是地方政府的独角戏，作为一场庞大的社会治理，它需要最广泛的社会参与，由此才能推动雾霾应急预案的日臻完善，真正从纸面走入现实。